摘要:数智时代,公共传播在制度保障与技术赋权双轮驱动下迎来多主体协作、信息可及、互动快速、运作高效的历史机遇。不过,情绪化舆论、算法议程偏移、数字鸿沟等现实挑战,削弱了理性商谈的基础并限制了平等参与。为应对这些结构性问题,本文提出以政府、媒体、平台、公民等协同治理为方法路径,以服务公共利益的使命共担为价值引领,构建理性、开放、有序的数字公共领域,推动社会进步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数智化浪潮的推动下,公共传播正经历深刻变革。制度的持续完善与技术的快速迭代共同拓展了公共对话的空间与效能。然而,非理性表达造成的冲击、算法推荐带来的偏差以及数字鸿沟导致的参与不平等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对公共传播的理性基础与公平性构成挑战。如何在拥抱机遇的同时,纾解其伴生的结构性难题,构建一个更为健康的公共对话空间,已成为我们必须直面的核心议题。
20世纪50年代,公共传播作为专业术语开始出现在西方传播学界。不过,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公共传播才具有公共性的内涵。而把公共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新分支或一种新范式,大体始于1993年法国社会学家M.勒内(Michel le Net)发表的专论《公共传播学》。1994年,江小平在《国外社会科学》发表同题文章,公共传播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对象。近十年来,公共传播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在不同研究者笔下,公共传播往往具有不同的意涵。或解释为大众传播的新表述,或认为是公共关系的褒义表达,或强调它是以开放、对话、参与为特征的传播实践,或认为它是针对公益观念、知识和行动的传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公共传播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西方的公共传播研究多以“公共性”与“传播实践”的关系为起点。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公共传播是市民在公共领域中经由理性讨论形成公共意见的过程。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则强调,在媒介化社会,公共与私人生活的边界被重塑,公共传播的核心在于“可见性政治”。德国学者克罗兹从“媒介化元过程”视角出发,认为媒介技术深度嵌入社会文化结构,使公共传播成为社会形成的重要机制。这些理论路径为我们理解公共传播提供了重要参照。
与西方的“理性商谈传统”相比,中国学界更重视公共传播的社会实践性与政治制度关联。胡百精等将公共传播界定为多元主体基于公共价值展开沟通、协商与合作的过程,强调以公共性理念化解现代社会普遍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张力,并视其为传播学范式创新的重要方向。潘忠党认为,公共传播不仅关乎信息流通,更是社会行动、意义生成与公共性的再造过程。冯建华强调公共传播在不同媒介构成的开放网络中围绕公共议题的实践性,具有“多元主体、场域开放、身份平等、价值共享”的特征,并指出公共传播对社会共同体的稳定与共识构建具有重要意义。石永军等则注重公共传播对于消解“共识困境”的作用与功能,认为需要通过理性与包容的传播空间将冲突引导为对话和共识。
从这些研究可以归纳出国内学界对于公共传播的基本学理共识:其一,公共传播以公共事务、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为核心议题;其二,多元主体依托开放平台实现信息公开、互动与商谈;其三,公民直接参与和可见性表达构成其核心机制;其四,在“技术赋能”与“制度保障”的双重逻辑下生成——前者降低表达门槛、拓展社会连接的可能性,后者依托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一制度安排,使公民表达被纳入社会治理体系,政府对公民表达进行制度化回应。
因此,笔者将公共传播界定为多元主体(包括公民、媒体、政府与平台企业)围绕公共事务、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保障,在开放的网络空间进行表达、互动与协商的传播实践,形成公共舆论,促进社会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传播在传统媒体时代曾迎来制度化舆论监督的高光时刻,这些经验构成了新时代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基础。进入数智时代,数字技术普及与制度创新,使公共传播在信息透明度、参与广度、回应效率上呈现新的结构性机遇,即以技术为媒介、制度为支撑、公民为中心的多元协商机制。
1.制度保障:公民“四权”为公共传播提供政治基础。制度保障起源于舆论监督理念的确立,并在数智时代经由公民权利保障制度化、信息公开制度建立而不断拓展。
传统媒体时代,舆论监督是公共性的重要制度基础。1950年,中央发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是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文件。1981年,《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再次强调批评报道的重要性。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将“舆论监督”写入报告,要求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重申并提出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在此框架下,以《焦点访谈》《南方周末》《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或新闻栏目,积极开展批评报道与深度调查,推动社会矛盾解决与问题整改,形成媒体与制度的良性互动。
新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制度保障进一步强化。一方面,公民的民主权利保障逐渐制度化。2006年,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此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报告均重申“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就为公共传播提供了制度合法性与现实运行空间。另一方面,信息公开制度为公共传播透明化构建了法理基础。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认线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施行),明确保障公民、法人等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这就为公共传播在网络时代实现政府与社会信息互通,推动舆论监督嵌入治理体系提供了制度支撑。
这种制度与新媒介结合的成效,在公共事件中尤为明显。以2022年“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为例,现场视频在网络的快速扩散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进而转化为显著的舆论监督力量。执法机关迅速立案并及时公开案件进程,最终司法机关依法作出判决。此事件处理过程体现了数智时代制度保障与舆论互动的高效性,实现了公共传播的“表达—吸纳—回应—修正”闭环。由此,制度保障不仅承继了传统媒体时期的舆论监督框架,更通过“四权”的保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为公共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2.技术赋权:重塑公共传播参与路径。相较于制度保障,技术赋权在根本上重塑了公共传播的参与路径和驱动机制。传统媒体时代,公众发声依赖记者采编和媒体发布,互动空间极其有限。虽然主流媒体如都市报读者来信、电视栏目观众热线等为公众提供了发声渠道,但参与门槛高,信息渠道单一,表达必经媒体过滤方能进入公共空间。
数智时代,技术赋权带来公共传播的结构性变革。社交平台、移动应用等使普通民众可以在公共空间直接发声,从被动的受众转为积极的传播者。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网民在BBS和个人网站等网络空间踊跃发表看法,政府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修改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2009年“番禺垃圾焚烧事件”等,都因网络舆论强烈讨论,促使地方政府最终修改决策。2016年“于欢故意伤害案”因网络聚合舆论,传统媒体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推动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关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判定: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不构成自首,一审判决认定的故意伤害罪量刑过重,改判有期徒刑5年。“于欢故意伤害案”入选“2017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
同时,算法推荐与精准分发也进一步提升了公共表达效率。事件视频或图片可在短时间内获得大规模曝光,如“西安地铁保安拖拽事件”中,乘客视频迅速形成舆论焦点,推动官方回应。技术不仅降低了参与门槛,也显著提高了议题的传播速度,扩大了触达范围,让公民在短时间内进行广泛讨论,达成社会共识。
可见,数智时代的历史机遇正是建立在“技术—制度”双轮驱动基础之上:技术赋权让公民表达有空间被看见,制度保障使意见被采纳并转化为政策与治理行动,公共舆论在制度框架下实现从议题生成到政策回应的完整闭环。
数智时代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完善为公共传播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现实运行仍面临多种深层次挑战。这些挑战相互交织,对公共传播的理性基础、议题走向和主体平等参与构成限制。
1.从非理性到网络“极端表达”的蔓延。数字技术极大降低了公共表达的门槛,使公民能够直接参与公共议题讨论。但是,发言门槛的降低并不意味着人们理性水平的同步提高。现实中,情绪化、碎片化甚至片面化的非理性表达在网络公共讨论中屡见不鲜,对公共传播所依赖的理性商谈基础造成冲击。在“后真相”语境下,情绪和信念往往在事实核实之前就主导了舆论走向,这种现象加快了立场对立、意见极化的形成和传播。
2021年发生的“成都49中学生坠楼事件”,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危害。一个中学生在校园坠亡,母亲在微博上的悲痛发声迅速引发大量关注,在官方调查结果尚未公开之前,网络中充斥着对校方的指控、对案情的推测以及基于情绪的判断。尽管最终调查结果证实为个人行为,但事件中的情绪化舆论已对学校和家属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二次伤害,同时也消耗了公众的信任。这种情绪先于事实、立场先于真相的舆论模式,体现了数字公共空间的非理性风险。
在算法推送加速传播的背景下,非理性表达易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二元对立——“纯洁的人民”对抗“腐败的精英”或“邪恶的他者”。在这种氛围中,舆论往往拒绝制度化协商与多元对话,任何不同意见都可能被贴上“敌人代言”的标签。这种不良倾向不仅压缩了多元声音的存在空间,更可能在根本上消解公共传播的建设性。
2.算法推荐机制可能扭曲公共议程。智能分发平台的算法,旨在提升用户停留时间和互动率,这一逻辑在商业上合理,但在公共传播的语境中却可能制造结构性偏差。算法推荐往往优先推送情绪化、冲突性和极端化内容,因为这些内容更容易激发用户参与。这样一来,议题的供给结构被改变,公共传播的议程容易偏离问题解决的路径,从而走向注意力的争夺与情绪消费。
算法的隐性影响在于,它并不直接生产内容,却通过筛选和排序塑造了公众可见的信息结构。这种机制一旦失衡,便可能弱化理性商谈的能见度,使公共传播在情绪的放大循环中丧失解决公共事务的效能。
3.数字鸿沟导致公民参与不平等。技术赋权旨在为所有人提供相对平等的发声渠道。但在现实中,数字鸿沟依然严重存在,尤其对部分群体形成了新的参与障碍。接入鸿沟体现在网络基础设施和智能设备的拥有率上;能力鸿沟则体现为数字技能和媒介素养的差异。两者相互作用,使部分群体的声音在数字空间中被系统性忽视。
新冠疫情期间的老年人健康码困境,就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体现。防疫措施全面数字化后,部分老年人因不熟悉智能手机使用而无法申领或出示“健康码”,在乘车、就医等基本生活中遇到阻碍。他们的困境在初期几乎没有在数字公共空间获得关注,属于现实生活中的“隐性失语群体”。传统媒体介入报道后,公共舆论才聚焦于这一群体的困境,推动政府管理部门出台绿色通道、纸质证明等替代性措施。此案例说明,数字鸿沟不仅剥夺了特定群体在第一时间参与公共传播的机会,还延迟了公共议题的制度回应。这意味着数智时代的“多元主体参与”,仍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状态。
此外,即使技术接入不成问题,能见度鸿沟仍然存在。普通用户的公共表达容易被网络“大V”、机构等的庞大声量覆盖,导致不同群体在公共讨论中呈现出可见性差异。这种差距不仅影响议题的多元性,而且可能长期固化公共传播中的话语结构,削弱公共传播的现实推进。
数智时代,情绪化倾向、算法议程偏移和参与不平等的结构性挑战相互叠加,深刻影响公共传播的健康发展。要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与信息环境中构建理性、开放、有序的公共对话空间,必须确立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合力;二是确立服务公共利益的使命共担。
1.公共传播的协同治理。协同治理是公共传播建设的操作路径,其核心在于政府、平台、公民、媒体四方在AC米兰官网互动中实现功能互补和动态均衡。
政府作为制度提供者,要坚守制度规范,在重大公共议题中以公开透明的回应机制维系舆论秩序。在重大社会事件中,政府应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回应关切,既压缩不实信息空间,也巩固制度信任,这种制度化沟通是引导舆论走向的重要方式。作为数字公共空间的基础设施,平台算法与内容规则直接决定议题供给。优化算法推荐机制,提高权威信息与理性讨论权重,抑制极端化言论与虚假言论,是平台必须履行的公共责任。实践表明,有关某一事件的舆论高涨时,通过算法调整增加事实核查和专业解读的曝光,能有效引导公共议题回归问题解决,体现出技术治理的价值。公民是公共传播活力的源泉,其媒介素养与参与方式直接影响讨论质量。理性表达既依赖个体的信息核实和自我约束,也需要在互动中形成尊重事实、拒绝攻讦的文化氛围。因此,媒介素养的培育应成为持续任务。媒体是信息秩序的守护者与公共价值的塑造者。专业调查和深度解读不仅有利于澄清事实真相,还能为公众理解复杂议题提供背景支撑。在多元观点并存、信息高速流动的网络环境中,媒体的桥梁作用尤显重要。它连接政府与公众,平衡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使公共传播保持开放与建设性。
协同治理不是各方平行推进,而是相互依托、循环反馈的系统:政府的制度回应需要公众与媒体监督;平台的算法优化依赖社会责任感激发;公民的理性表达需要制度与媒体引导;媒体的引领要借助技术与政策支持。只有在这种有机结构中,公共传播才能在多元与理性之间保持健康平衡。
2.公共传播的使命共担。如果说协同治理回答了“如何做”,使命共担则回应了“为什么做”与“做成什么”。数智时代的公共传播不仅是信息交流,更是公共事务协商、社会价值共创的核心场域,要求多元主体将自身发展与公共利益对齐,并纳入共同使命体系。
政府的使命在于坚守公共性与法治原则,使制度保障成为公民表达的坚实依托,并通过公正、透明回应将民意吸纳进治理结构,形成政策与舆论的良性互动。平台的使命是使技术赋权回归公共利益。在追求用户参与度的同时,自觉对信息质量、议题平衡与舆论健康负责,避免公共空间沦为某种单一的流量竞技场。技术运行逻辑需由公共价值引领。公民的使命是以事实为基础进行理性参与,不陷于情绪宣泄或立场对立,而是提出建设性意见,使公共传播成为共识形成的过程。媒体的使命则是保持报道、分析与价值引导的深度与厚度,确保信息准确并具有解释力;在多元观点中提炼公共性,在冲突议题中寻找协商空间。
使命共担意味着各方主体将自身发展与数字公共领域的长远健康相结合,在每一次公共事件与舆论互动中,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原则。协同治理提供方法机制,使命共担赋予方向意义,二者相互支撑,才能在数智时代构建开放、理性、有序的数字公共领域,使公共传播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坚实力量。
建设好公共传播是一项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文明提升的长期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平台、公民、媒体各尽其责、协同共治。通过持续努力,方能在数智时代构建既充满活力又理性多元、既凝聚共识又保障权利的数字公共领域,使其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壮大文化软实力与促使民主政治良性运行的重要支撑,并在服务人民、引导舆论、推动进步中彰显数字中国的价值追求。
作者董天策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数字媒体与传播研究院院长,重庆市智能传播与城市国际推广实验室主任;石钰婧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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