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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播》 曾祥敏 等:全媒体语境下声音媒体的场景化重构——基于可及性视角与可供性考量
发布日期:2026-03-29 05:57:16 浏览次数:次

  《现代传播》 曾祥敏 等:全媒体语境下声音媒体的场景化重构——基于可及性视角与可供性考量

  在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语境下,与其他媒介形式相比,声音本身兼具独立性和依附性,在技术变革推动的融合分化下,这种独立性和依附性更加灵活,更呈现出相辅相成和辩证统一的特点,由此促使声音适应场景重构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价值。在基于可及性理论视角并融入可供性考量,探讨声音媒体在场景化进程中的融合与分化机制的研究中,可供性界定可能性范畴,可及性衡量其实现程度,二者之间的辩证张力共同推动声音媒体在场景重构中形成“范围拓展”与“深度触达”的协同演进。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异化、文化区隔等结构性挑战也随之而来,如何在可供性创新与可及性公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和移动媒介的兴起,声音媒体凭借其伴随性、穿透性等特性重归传播主场。在网络社会到来之前,以广播为代表的声音媒介曾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在经历了视觉主导时代的式微后,播客、在线音乐、主播电台、有声读物、AI人机对话等声音形态,却在移动化、垂直化、智能化革新中逆势生长。在全媒体传播语境下,移动场景下的用户价值适配为音频满足不同用户特定场景需求提供了巨大空间。

  可及性(accessibility)理论源于20世纪中期对残障人士社会参与权利的关注,其核心在于探究如何消除各种障碍,确保所有人,尤其是残障人士、老年人和其他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可及性不仅涉及物理环境的设计,还包括信息的获取、技术的使用和服务的提供。从西方学界最普遍的定义来看,“可及性”是指所有人,特别是具有残障或功能受限的群体,能够平等获取和使用信息、服务、建筑和技术的能力,而不同研究领域对这一概念有着各自的定义与侧重点。在医疗领域,可及性常被定义为个体接触和利用医疗服务的机会,这些研究着重分析空间、经济和文化障碍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影响,旨在提高对于医疗服务的获取能力。例如,针对电子健康素养的研究显示,移民、老年人和低收入群体在获取电子健康资源方面存在显著的知识和技能差距。也有研究提出医疗服务的空间可及性才是关键所在,在澳大利亚,偏远地区居民由于地理距离和基础设施不足,难以获得及时的医疗服务。公共建筑与设计的可及性同样是这一领域的重点讨论话题,有文章分析了数十项关于公共建筑可及性的研究,认为虽然无障碍设计已被纳入许多国家的法律法规,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大量知识空白。例如,该文章提出,大多数现有研究只考虑了行动障碍,但对认知和听觉障碍关注不足。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无障碍的概念也开始普遍被人们接受。研究者认为社会不仅需要关注医疗、建筑等传统领域的可及性,更要重视不同人群对于互联网使用、信息交换、视听产品获取等方面能力的差异,并尽力消除这种差异。经过学界数年来的探讨,新闻传播领域逐渐提出了“媒介可及性”,并在2021年形成了第一个研究高峰。媒介可及性是指不同群体在获取、理解和利用各种媒体内容方面的平等机会和能力。这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涉及技术、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传统意义上,媒介可及性主要关注残障人士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触和使用媒体,如视障者如何获取电视节目的信息或听障者如何理解音频内容。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媒介可及性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并已扩展至包括老年人、低收入群体、少数民族和农村居民等不同群体在内的更广泛的社会议题。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媒介可及性关注的是人们在不同环境和条件下对媒介的使用及其影响,主要强调服务供给的易得性、便利性,以及与服务需求之间的适配性。以往涉及媒介可及性的研究主要包括硬件设备接入层面的可用性、服务的可及性(常与通用设计和包容性设计相关)、易用性以及个人媒介素养这四个层面。当前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无障碍设计、数字鸿沟、相关政策和法规,以及用户体验研究上。

  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三个层面:首先,在物质可及层面,关注如何通过技术设计提高媒介内容的无障碍性以及数字技术的普及如何影响不同群体的媒介可及性。例如有研究者分析了为残障人士开发的手持AR设备方案,试图用最新的人机交互技术提升视听产品的可及性。另外,亦有研究对于数字人文的实践进行了系统回顾,助力提升特定人群的文化体验质量。其次,在内容可及层面,通过实证研究,了解不同群体在使用媒体时的体验和障碍,以及如何改进媒介产品的设计和服务。如有研究综述了过往对于游戏可及性的文献后提出,目前学界过多地关注了实用性方面的问题(例如教育和健康管理),而忽略了游戏可及性在娱乐目的上的重要性,且对于VR、AR等新兴技术的关注尤为不足。最后,在价值可及层面,研究者探讨政府和国际组织在促进媒介可及性方面的政策措施。有研究者对加泰罗尼亚语广播公司提供的无障碍服务进行了评估,考察了无障碍公共服务的运行现状并提出了改进建议。学界同时也意识到对媒体从业者进行无障碍培训的重要意义,相关研究从现状和方法论等方面探讨了媒体无障碍培训的实践路径。

  然而,仅有可及性是不够的。即便媒介内容和服务对所有人都是可及的,但如果它们不能为用户提供有效的可供性,那么这些媒介仍然是难以被充分利用的。因此,声音媒体等媒介在设计和发展过程中,需要同时考虑可及性和可供性两个维度。可供性(affordance)作为另一个重要概念,强调物体或技术为使用者提供潜在的行为可能性。在本文的语境下,可供性指声音媒体在满足用户需求方面的潜力和能力。这种可供性不仅体现在声音媒体的技术设计和内容呈现上,还体现在其如何与用户的使用场景和需求相匹配上。如通过提供易于访问的接口、丰富的内容样态以及清晰的行为线索,声音媒体可以更好地满足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并提升用户体验。

  在声音媒体的话题下,“可供性”与“可及性”构成了其发展的双重维度与内在张力。可供性标志着其可能的“范围”与选择的广度,而可及性则体现了其实现的“深度”与触达的效度。二者构成相互驱动的循环:可供性为可及性提供了物质基础与选择空间,可及性的实践需求也反过来塑造着可供性的发展方向。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可供性在广度上的拓展未必都会带来可及性在深度上的提升,技术复杂性的增加、算法权力的隐化乃至商业模式的收编,都可能使可供性发生异化。正是在这场“范围”与“深度”的辩证运动中,声音媒体的功能演进呈现出融合与分化并存的复杂图景。

  移动智能时代下,用户的个性化、场景化需求愈发凸显,声音媒体所具有的伴随性、穿透性等特性恰好能够适配用户的特定需求,服务供给与用户需求之间存在较好的适配度。技术可供性和内容可供性为声音媒体的可及性提供了基础,但要实现真正的可及性,还需要考虑用户需求、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政策法规等多方面因素。如何通过不断优化技术、创新内容,并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逐步实现从“可供”到“可及”的转化,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媒介进化历程中,无论是在应用还是学术领域,声音媒体和听觉文化的发展都经历了反复起伏的时期和阶段。

  我国声音媒体研究始于20世纪初广播的出现,播音实践活动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践基础,其中,技术的迭代对其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自1958年中国电视事业诞生起,声音媒体的主导地位逐渐被视听媒体所取代,进入“图像霸权”的时代。近年来,媒介融合又重新赋予了声音媒体“全场景伴随”“全时序传播”的新内涵,得益于音频媒体对市场的洞察与回应,以新媒体有声读物为代表,听觉媒体通过移动音频平台等新的方式回归到大众的视野中,有声读物等形态从纸质书的附属品转变为基于人工智能和沉浸式技术的独立的阅读形式,其可供性在智能化进程中持续拓展,为用户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多元的听觉体验。耳朵经济作为相对于眼球经济的概念,泛指人们用耳朵进行信息消费而引发的一切经济现象及行为。作为一种经济形态,“耳朵经济”的兴起标志着听觉文化的复兴。在视觉信息满载的空间包围中,听觉文化地位得以再次凸显,并逐步构建起一种具有社交属性的公共空间,均衡了视听环境,促进了传统媒体发展转型,也推动了富媒体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在声音的赋能下,传统的以视觉为主的文化消费方式被改变,我国诸多广播媒体重塑听觉空间,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塑造全流程智能广播系统,推动了媒介融合的深度推进;另一方面,在受众注意力稀缺的当下,耳朵经济的崛起成为传媒行业发展的新风口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现代大众的游徙性与声音的弥散性相互勾连,创造了新的声音景观,为传媒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国外学者如雷蒙德·默里·谢弗(R. Murray Schafer)、米歇尔·希翁(Michel Chion)等,是较早研究声音媒体和听觉文化的学者。谢弗提出了声景的基本概念,强调听者、环境与声音之间的互动关系。希翁则详述了现代视听形式下声音的各种表现形式,并提出了“声音物体”概念。国内有关声音媒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视角、声音效果研究视角和听觉文化视角。技术视角下,研究广泛关联科学技术方面,如录音艺术的演进、人工智能与电影录音技术的融合等。此外,以媒介效果路径关照声音媒体的研究,一些学者进行了跨学科的理论探索,如运用心理模拟、跨通道感觉对应等理论,分析声音媒体的社会效应与传播效果。听觉文化研究则强调关注人们生活在怎样的声音环境里,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去听,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关系,或从听觉艺术与形态出发,探讨听觉艺术的表现形式、创作手法和审美特征。

  综合来看,关于声音媒体研究主要围绕声音技术、听觉文化及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等方面展开讨论,呈现出声音媒体背后特有的权力关系交织的景观。这些研究为后续进一步研究声音媒介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借鉴价值。在声音媒介与听觉文化的研究上,既往研究大多从媒介技术发展与媒介文化的视角展开研究,较少研究从声音媒体的场景化应用,尤其是从可及性这一视角进行深入分析,也鲜有把声音媒介放在媒介融合的系统图景中,探讨声音媒介在全媒体传播体系中的融合与分化之变,以及其可供性如何满足适应用户不同场景的多元和个性化需求,从而更加深刻理解场景应用下的声音之美。声音如何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构建富有特色的传播场景,又如何在场景传播中,从可及性的角度满足适应用户不同场景的多元、个性化需求,具有视听传播学术和实践探索的重要价值。

  从传统媒体时代的内容与形式,到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属性,再到移动时代场景维度的凸显,媒介的核心要素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进。罗伯特·斯考伯(Robert Scoble)和谢尔·伊斯雷尔(Shel Israel)将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定位系统和传感器这5种原力提炼为场景五力。这五种力量正在改变着移动时代媒介使用者的使用行为和媒介内容生产者的生产行为。构成场景的四个基本要素是空间与环境、实时状态、生活惯性、社交氛围。场景不仅是用户内容消费的时间、空间和用户行为、心理与需求习惯,也指信息传播者为用户搭建的场景和情境,为用户搭建创造的一种叙事情境、信息流和服务模式,让用户阅读、收看以及体验,形成场景服务。声音媒体作为一种伴随式的移动传播媒介,能满足用户根据自己的实时状态、生活习惯和所处场景及社交行为的不同而产生各异的内容需求。

  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声音媒体凭借其伴随性特质,展现出对多元场景的独特适配能力。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场景不仅形塑个体,也赋予个体社会互动的意义根据,揭示了场景的意义。而声音媒体正通过创新实践深化这一关系,如播客通过音效与叙事融合,满足了“听觉叙事”中“听觉场景的再现”。移动音乐App从场景化到“场景+”的转变表明未来声音应用将更加注重挖掘场景联动的可能性;随着元宇宙等新兴概念的发展,更有研究将声音媒体在未来的应用延伸到元宇宙中,指出有声书将是未来元宇宙中重要的阅读载体,“元宇宙将通过‘视、听、触、识’的闭合方式,创生幻觉性的沉浸意识和交互体验感,形成崭新的故事情境”,其最终的目标也是实现声音的场景化。

  作为智媒时代的典型产物,“耳朵经济”通过独特的听觉体验在信息过载环境中构建了新的平衡机制,不仅在补偿性上对“眼球经济”有所作用,更在自我补偿的功效上展现出独特价值。以ASMR(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为例,其完整的名称为“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意指一种新的关于知觉的描述,即由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引发的某种生理上的愉悦感和刺激感。这其中,独特的声音特性激活了人的听觉感知,通过触发跨感官的生理愉悦,形成了具有减压功能的用户场景,不仅补偿了视觉中心的传播格局,也重塑了听觉文化的当代价值。这表明,耳朵经济在当今信息过载的环境下,为用户提供了一种更为聚焦、平衡和个性化的媒体体验。

  随着移动设备的推广,声音媒介的伴随性和具身性得到了彰显。如播客通过去平台化特性构建了灵活的传播网络,在线上公共空间中建立了独特的社群体验,同时,它在内容碎片化和移动场景适配方面的特点,也进一步加强了用户的参与感;有声阅读则通过具身性、物质性与互动性三重维度重构了阅读实践,深度挖掘了声音媒介与听觉阅读行为的互动关系。这不仅在感性心理过程上体现出身体为中心的具身实践,也通过隐形化、兼容化的物质载体改变了阅读实践的行动成本,进一步构建了新的听觉景观。

  在融合方面,从电影、电视直到视听新媒体,声音符号一直作为视听传播的重要元素,逐渐与不同符号融合,以不同媒介介质存在。声音媒体成为媒介融合的内容突破口之一,促进了不同场景间的融合贯通,成为媒介融合进程的推进器,使声音媒介能够自然地接入媒介融合实践、深度参与传播实践与社会交往,进而成为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声音媒体在当今媒体生态中蓬勃发展,各种形式的声音内容呈现出多元的融合趋势。

  在技术驱动下,声音已成为媒介融合的关键要素。一方面,声音通过H5、VR等技术形态实现视听符号的创造性组合,完成文化价值的立体传递,如CGTN的Why We Love Dunhuang?作品,通过H5形式配以中国古典音乐,使得敦煌壁画的形象塑造更为立体,增强了媒介仪式与价值认同;另一方面,其以嵌入式传播进入游戏、短视频等载体,实现跨平台的内容流动,完成俯身的寄生式的传播,如游戏开发者在游戏中嵌入流行音乐以吸引特定的受众,从而使音乐获得百万级的曝光量。更重要的是,声音媒体通过与知识生产的深度融合,开辟了新的应用场景,从生活陪伴延伸至工作辅助与社会服务领域,如以播客为代表的个人音频内容平台崛起,将知识、娱乐和个人见解巧妙融合,成为新时代信息传递的主要途径。由此,声音媒体除了深入融入原有的生活场景中,还凭借自身优势特征开辟了新的应用场景,在工作场景、经济价值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体现出了独特的价值。

  在融合趋势深化的同时,声音媒体在各自领域内的分化特征也日益显著。当下的媒介消费正从功能价值向情感体验转型,声音媒体所具有的伴随性、可接近性及共情性等特性看似是一种“无存在感”的缺陷,却恰好迎合了用户的这种场景化的需求。

  在分化方面,不同的声音媒介形式在特定场景下开始呈现出更多层次、各具特色的内容样态和呈现形式,这种分化本质上是声音媒体对细分场景的精准适应。甚至具体到一家媒体内部,也会根据用户使用场景的不同来调整产品内容布局。例如播客领域女性主播账号多于男性,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性别叙事;传统的农村大喇叭在突发情况中发挥作用,凸显了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独特地位,实现了声音媒体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分化。这些分化实践展现了声音媒体基于场景特性的个性化表达能力。然而,现有研究对用户的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分化探究较少,未能深入挖掘声音作为背景环境填充具体生活场景的潜力。

  总的来说,当前学界对声音媒体融合与分化的理解仍不够深入。融合应用方面,其维度过于集中,大多仅仅是声音信息与新技术载体的简单累加,缺乏真正的资源整合与品牌化发展。研究视角仍受视觉中心主义束缚,将声音置于辅助地位,忽略了其场景化应用的独特性与可及性价值。这种研究范式导致声音媒体研究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基于此,本文通过引入可及性和可供性概念,尝试分析声音媒体的场景化创新以及声音媒体的服务供给与服务需求的价值适配性。同时,本文按照从底层到上层的逻辑将声音媒体的可及性分为三个层面:底层的基础设施、中层的内容服务和上层的价值建筑。底层的基础设施是声音媒体广泛融入各类场景的基础,包括技术的普及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即物质可及;中层的内容服务是声音媒体满足用户多元化需求的核心,包括音频内容的生产、分发、推荐以及与之相关的服务设计,即内容可及;上层的价值建筑则体现了声音媒体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价值贡献,包括促进产业联动与经济增长、提供在线就业岗位与技能提升渠道以及促进信息平权等,即价值可及。

  物质可及指声音媒体通过技术手段和基础设施的普及,广泛融入并拓展各类场景,为用户提供接触和利用声音媒体的机会,以实现从物理接触到场景融合。虽然技术特征是声音媒体实现场景融合的天然优势,但声音媒体的物质可及性不仅取决于其物理接入条件,也深刻地受到其技术特质所构建的“可供性结构”的制约,即物质可及性建立在技术可供性与场景应用条件的交互基础上,技术特质提供的潜在可能性只有通过具体的场景实践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及状态,这一转化过程呈现出从技术简约性到场景适配,再到社会基础设施化的递进逻辑。

  所谓大道至简,声音媒体以其低门槛、单一感官接收等简约的技术特质,构建了独特的感知通道。这种简约性通过减少视觉的过载,释放听觉的专注潜能,在低带宽环境、移动网络覆盖不足或驾驶、运动、学习等需要高专注度的多种特定场景中展现出了独特的融合优势,如能够有效规避高昂的数据费用及网络延迟问题、减少视觉干扰和注意力分散,从而更广泛地融入偏远地区和移动场景。这一过程看似限制了感官通道,实则实现了功能聚焦与行为可能性的拓展,为跨越物理限制提供了技术基础,在技术层面提供了跨越物理限制的可能性。

  技术的革新持续丰富着声音媒体的可供性维度,如5G、大数据等技术不仅提升了传输速度与质量,更深化了可及性场景。声音从信息载体转化为可交互、可定制的界面,激活了其在沉浸体验、具身监测与即时反馈等场景中的新型可供性。新兴技术的涌现也拓宽了声音媒体的传播载体,从传统的电脑、手机延伸至智能汽车、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机器人及无人机等多元化平台。如智能穿戴设备通过具身融合进一步强化了声音的伴随性与生物感知能力,使媒介从外部工具转化为具身环境,将声音信息无缝融入用户的日常生活;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更是为声音媒体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通过直接连接大脑与计算机,实现信息的即时传递与反馈,进一步拓展了声音媒体的应用边界,为声音媒体的身体融合和场景融合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在此过程中,可供性定义了交互可能,而可及性构建了接触通道——二者共同推动声音从“被听见”走向“沉浸体验”,完成了从信息传递到环境感知的升维。

  除了与现有的场景进行融合,作为具身工具的声音更超越了作为媒介的声音,进一步渗透进生活场景中。如在智能家居、语音支付等场景中,声音既拓展了可及范围,又通过语音交互、系统控制等新型可供性重构了用户的日常实践。在物联网技术的赋能下,声音通过语音控制系统实现了对智能家居设备的远程访问与实时监控,将应用场景从室内延伸至户外;在工作场景中,声音与虚拟助理结合,通过执行安排会议和面试、设置提醒等琐碎且耗时的任务,提升工作效率与生产力,如金融业中经常使用基于文本和语音的对话来代理查询账户、语音支付、设置账户提醒、跟踪支出、获取常见问题的答案等,不断拓宽声音应用场景的边界。当声音成为操作界面与行为代理者,其媒介属性弱化,工具属性增强——用户不再仅是“收听”,而是在“通过声音行动”。

  声音媒体对灵活、并行的行为可供性及其低门槛、简约的可及性使其基础设施化特征日益显著,成为一种“隐而不显”的存在。这一过程既是可供性被社会充分吸纳的表现,也是可及性达到较高程度的标志。广播作为早已基础设施化的声音媒体,其历史实践表明,声音媒体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在持续参与社会关系的构建。特别是在历史转折时期,如民族解放运动与新中国建设进程中,声音媒体以其广泛的覆盖能力和即时的信息传递特性,成为连接民众与时代的重要桥梁。在当代社会,乡村广播与应急广播作为声音媒体在基层的广泛应用实例,进一步凸显了其基础设施属性。这些系统不仅解决了偏远地区信息闭塞的问题,更在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中扮演了“生命线”的角色,通过即时、广泛且强制性的信息传播,有效降低了灾害损失,提升了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

  然而,基础设施的“透明化”运作在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也隐含着权力的重新配置。当媒介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具身环境”,其形塑行为、配置资源的能力也愈发深刻。透过技术普惠的表象,技术标准的制定、数据流量的分配、接入权限的设置等技术决策,构建着新型社会权力机制。物质可及性的实现过程,本质上是一场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全方位、渐进式嵌入。声音媒体的技术简约性揭示了真正的可及性不在于功能的堆砌,而在于与人类感知结构和环境条件的精准契合,这进一步诠释了融合与分化的要义,即无论是融合的价值还是分化的意义,都服务于场景的针对性,用户的适配性、价值的匹配性。技术潜能作为可供性基础,通过基础设施化的运作方式,既重塑了人类感官的调配方式,拓展了人类感知的自由维度,又构筑了新型的权力结构。因此,当媒介已经成为一种环境,我们在承认技术赋能的同时,也需警惕其背后隐形的权力重构,需要关注技术可能性的拓展与社会公平机制的完善。

  内容可及指声音媒体通过构建丰富的音频内容样态,满足用户多元化需求,并与媒介使用场景深度融合,形成场景渗透力,实现从信息传递到认知适配的深层连接。内容可及性不仅关乎信息的可获得性,更涉及产品内容与认知结构的契合程度。从内容交融到功能升维,再到专业化转型,呈现出符号可供性逐步深化的逻辑路径。因此,产品创意和服务设计也被视为内容可及性的重要组成,它们直接影响用户获取和使用音频内容的体验与效果。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声音媒体凭借技术优势,实现了内容呈现方式的革新,显著增强了场景感知能力,从而有效拓宽并深化了媒介功能的边界。技术作为物质基础,确保了声音媒体及其产品内容能够广泛触达用户群体。然而,这仅仅是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探究声音媒体内容样态的独特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如何深刻影响用户的内心世界,促使用户从“听得到”向“听得懂”乃至“深度共鸣”的递进式转变。

  新技术推动了内容诉诸听觉转型的泛在化,充分满足用户的学习、娱乐、社交等多元需求。在此基础上,这些内容进一步与多样化的媒介使用场景深度融合并重构,不仅融入既有场景,也在不断重构场景的新边界与新内涵。

  在媒介边界模糊化、媒介符号融合化、内容呈现液态化的背景下,传播的呈现形式愈加多元,视听媒介也正在形成新的融合价值体系,具体表现为视听空间的拓展与转换,以及场景具象化。数字媒介的转码性使得很多信息内容的呈现方式逐渐多元,使原本非听觉形态的内容得以转化为声音表达,从而在视觉过载的媒介环境中开辟出独特的感知通道。因此,声音媒体作为一个古老的媒介,在视觉时代到来之前并没有出现内容的极大丰富,却在视觉时代之后的今天,凭借数字技术的赋能,实现了内容呈现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并与媒介场景深度融合。如今,有声文学已经超越了传统文字印刷读物的音频格式转换,转而开始依托数字音频内容平台进行原创音频内容的生产。例如,国内在线音频市场目前已经衍生出音乐、播客、有声书、脱口秀、广播剧等丰富的内容样态,并各具特色,这些“可听化”内容形态的繁荣体现出了声音媒介从依附视觉到建立自主认知框架的转向,构建起独立的场景感知与情感连接体系。

  随着场景理论的深化,声音媒体进一步将“场景”从物理空间延伸至心理与行为层面,通过精准把握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服务,提升了用户的沉浸式体验。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的媒介情境论揭示,场景不仅是物理空间,也是心理与行为的复合环境。在“终端随人走,信息围人转”的场景应用时代,服务的智能化、个性化等特征又促使用户更加注重“沉浸式”的感官体验和传播场景。因此,传播应用场景决定了内容呈现的价值,也主导了声音媒体的发展方向。终端的移动和用户状态的变化促使信息传播和接受的场景不断变换,用户需求成为一个“变量”,声音媒体以其低门槛、高渗透的内容特性,成为连接个体需求与环境氛围的理想介质。由此,媒体演变为内容价值与用户需求高度适配的场景媒体,借助人工智能和算法推荐等技术来预测评估用户的需求并与之匹配。

  近年来,受众的注意力越来越稀缺,声音媒介在叙事层面展开了多维创新。这方面的实践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传统视觉媒体的可听化转向,如以“天猫精灵”为代表的智能音箱通过与传统媒体合作,将新闻融入用户生活场景,创新了新闻资讯的获取方式。二是数据可听化,声音媒体将抽象的数据关系转化为听觉感知,增强了数据新闻的可理解性和传播效果,创新了新闻及数据的呈现形式。如Reveal网站报道的《俄克拉荷马州的地震频率》这一数据新闻,用音符叮铃声来代表2005—2015这十年间俄克拉荷马州的地震震级,震级越高,音调越低,音量越高,配以较为沉郁的D小调,充分发挥了音调和情绪之间的关联,让听众通过听觉深切感受到了地震活跃度的变化,声音媒体的大众教育与社会服务功能得到了拓展。三是在社会治理与服务方面,声音媒体在社会发展中不断积极进行自我革新,通过“新闻+服务”的模式,深度参与用户生活场景,提供丰富的社会服务,也能在公共应急事件中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和社会动员作用。

  从信息传递到情感连接,再到社会治理,声音内容的功能升维体现了其认知可供性的持续深化。这些创新实践不断拓展声音作为公共媒介的可供性边界,推动其实现从信息传递到意义共建的功能升维。

  在内容及样态不断丰富的基础上,声音媒体开始通过专业化转型实现从广度覆盖到深度触达的转向。以有声剧为例,作为相对新颖的内容形态,有声剧主要通过语音、语调、音乐、特效等声音信息来讲述故事,用户在收听有声剧时不受视觉信息的干扰,保留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体验更具沉浸感。目前的很多头部音频平台都在布局有声剧赛道,探索出了专业化、精品化的“方法论”。如在有声书精品化制作的赛道上,喜马拉雅通过“IP+明星”方式,邀请专业影视剧演员出演部分作品,实现专业化转型。同时,与专业配音演员联合出品有声剧,补充原书中未提及的音效,使原著呈现更生动、立体、沉浸的效果。这标志着声音内容从普适可及走向精准适配。同时,平台还通过剧场化运营,在同一垂类内部进行圈层细分,通过个性化内容制作,打造不同主题的精品有声剧场,增强用户粘性。

  此外,声音媒体在内容呈现上也十分注重场景化策略布局,通过精准的场景策略打造沉浸空间,提升用户参与度。不仅不同媒体的内容形态各异,甚至在一个声音媒体的内部,也细化出了许多不同的内容样态,来适配更加具体的应用场景。以车载音频服务系统为例,除了传统的车载广播和音乐播放功能,还会根据不同驾驶状态调整内容供给,衍生出了许多原创节目、原创电台、UGC歌单推荐以及有声小说等产品,形成了集海量资源、定制化体验和内容个性化推荐为一体的特点,带给用户独特的交互体验。再如交互式广播剧将广播剧的编辑权交给听众,让听众参与互动、决定后期剧情发展走向,自我构建起个性化的故事场景,互动感极强,形成了流动性社会化网络圈层,实现了价值共创,进一步凸显了声音媒介在特定场景中的可供性潜力。

  声音内容从普适可及走向精准适配,用户从被动接收者转变为参与创作者,内容边界在互动中被重新定义……声音媒体在不断细分与动态演化的场景中,逐渐成为连接媒介与生活实践的文化节点。然而,这种解放潜力始终与新的规训形式相伴而生。在专业分化提升适配精度的同时,对内容的选择偏好会强化文化阶层的固化。内容可及性的理想境界,应是在认知解放与文化均衡的张力中寻求动态平衡。

  价值可及指向声音在意义建构与社会连接中的深层作用,其核心在于声音所构建的关系可供性与用户价值结构的动态契合。声音媒体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为用户提供独特的深层次的心理与情感满足,促进产业联动与经济增长,同时提供在线就业岗位与技能提升渠道,彰显其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有效促进信息平权,减少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分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依托5G网络、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声音媒体已逐步演变为覆盖多场景、跨越全时段、适配多设备的综合传播平台,深度嵌入生活场景,特别是在其他媒体难以触及的特定场景下,声音媒体展现出独特的价值引导优势,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价值满足。

  随着“万物皆媒介,万物皆有声”时代的到来,场景化需求的细分化趋势日益显著。声音媒体凭借其亲近感、陪伴感及沉浸感,构建了独特的情感可供性。具体而言,声音的伴随性特质通过“贴身媒介”的实践,将碎片化时空转化为连续的情感陪伴场景,使受众能够在任何场景下获取所需的情感价值。从广播的“隔空投递”到“入户服务”再到“伴随收听”的演进轨迹来看,声音媒体通过技术迭代不断深化其情感可供性,如今在驾驶、运动等多元化的伴随式传播场景中形成了稳定的心理连接和情感价值。在视觉过载的当代社会,这种情感连接不仅满足了基本的心理需求,更通过营造独立的听觉空间,为人们提供了逃离视觉暴力的庇护所,构成了一种文化补偿。

  此外,声音媒体的沉浸感是实现价值有效传递的重要驱动力。与影像相比,声音具有更强的场景包裹感和环绕性,能够营造更为立体的听觉体验,同时,声音媒体使用户在屏蔽视觉干扰的情况下,通过听觉实现更加透彻和沉浸的价值获取。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声音媒体的技术优势,也回应了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感官偏向论——我们所有的感官都会在特定的文化中形成新的平衡比率,而当感官的平衡比率出现变更,原本清晰的事物就会朦胧,而朦胧的反而会变得透彻。声音媒体将原本用视觉才能呈现出来的内容信息转化为声音信号,听众在不同的场景下通过听觉接收信息,并在屏蔽了视觉感官,只保留听觉感官的前提下完成更加透彻和沉浸的价值获取,揭示了其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独特价值。

  地方媒体发起的音频生态平台将抽象的公共议题转化为具身化的声音实践,通过城市声景建构促进社群认同。社区广播则通过公共服务信息的精准传递,在基层治理中构建新的传播节点,将公共价值融入日常生活肌理。这些实践体现了公共性可供性的实现逻辑——通过将制度价值转化为可感知的听觉经验,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建立意义共识。

  声音媒体通过构建集体听觉经验,为公共价值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这种公共性可供性的实现,需要将抽象价值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听觉实践,并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建立意义共识。在媒体融合加速发展的当下,许多地方媒体利用地域资源建设音频生态平台,将抽象的公共议题转化为具体的声音实践,调动用户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构建城市声音景观,满足现代人的认同感需求。如南京报业传媒集团发起的“宁听云空间”音频生态平台把公共性视为其进行内容传播的核心要素,通过创意和服务,建构跨越线上线下和时空边界的声音景观,将公共产品的服务价值与用户价值相结合,促进网络时代的城市认同,并完成了信息和服务与用户需求、场景感知的移动化适配,形成社交化的口碑传播。

  与此同时,传统的广播担负起了在以社区为代表的地缘群体内部进行信息传播的责任,以社区广播的角色重回大众视野,通过公共服务信息的精准传递,在基层治理中构建新的传播节点,将公共价值融入日常生活。有关研究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城市广播的内容多为公共服务类,其中主要包括社区公共服务类和政务公开类。对于用户来说,社区广播中的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几乎都是居民自身所关心的以及与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部分信息的增多使社区居民感受到了有线广播为日常生活带来的便捷。对于社区管理主体而言,在社区广播的支持下,信息的上传下达使得工作效率提高。这些实践通过将制度价值转化为可感知的听觉经验,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建立了意义共识,体现了公共价值可供性的实现逻辑。

  声音媒体在促进社会包容方面展现出独特的可供性潜力。这种包容可供性正是在将技术潜能转化为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在尊重和关照个体差异的前提下推动社会公平。价值可及性的深刻意义也体现在对边缘群体的有效关照与回应。技术赋能为残障群体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以视障群体为例,《视障人群在线%接受调查的视障人士认为他们的生活中需要互联网,而视障群体由于视觉受限,传播活动存在更多复杂性,信息获取上也面临诸多困难,现实中的种种障碍使其无法融入数字生活中。声音媒体通过听觉传递信息的特性使其与视障群体的感知特性高度契合,通过“朗读”功能、无障碍电影等创新实践,为视觉受限者打开信息接入通道,满足了视障群体对“触媒”的需求。

  此外,视听障碍群体作为特殊用户,在以往的传统视觉和听觉为主导的传播工具面前难以顺利实现身份转变,存在着“传者”身份缺位的问题。这使得视障人群在数字时代的媒体环境下难以产生身份认同、难以融入群体和圈层中。声音媒介通过赋能残障人士成为内容创作者,重构了其社会身份与主体地位。如一些广播电台和在线音频平台聘请残疾人作为主播,推出视障人士专用的有声读物、听障人士可访问的语音导航等;中国传媒大学与歌华有线合作的“光明影院”无障碍信息传播项目,通过中国广电集团在全国有线电视平台设立“无障碍电影”免费点播专区,服务全国1700万视障人士。这些服务不仅为视障人士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满足特殊群体的信息需求,更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但类似的尝试仍然较为有限,现有技术也尚未成熟到足以让视障者摆脱现实困境的程度。在未来,残障人群的数字信息可及性需要综合性的环境支撑,实现到达、触达与通达,惠及每一个群体,推动实现真正的媒介平等与包容。

  随着智能终端技术的广泛普及与声音业态的多元化发展,声音媒体产业融合发展正在构建着适应多元场景的多元价值共创体系。在线音频平台通过将原本分散在不同主体上的功能聚合到一处,大大缩减了传统音频产业链。同时,通过数字音频平台的个性化推荐数据和用户使用痕迹分析,也能及时将用户的需求和体验向上反馈,增强了上游的内容创作与生产环节、中游的平台分发环节以及下游的内容触达与反馈环节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形成了高效的价值链闭环。当下的音频内容平台,既是一个海量的有声内容云存储平台,也是一个通过PC、手机、平板、车载设备、穿戴设备等多渠道分发的平台,还是一个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自由使用的社交平台,可以形成互利共赢的生态圈和高效化的价值链闭环。

  更具创新意义的是,伴随着声音媒体产业的蓬勃发展,声音人才培训市场的兴起将产业扩张与社会价值有机结合了起来。长远来看,这种产教融合模式有利于缓解产业结构性矛盾,又通过能力建设促进个体价值实现,这不仅是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不可或缺的力量,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价值创造的新范式。

  在价值可及性的实现过程中,媒介的价值可供性为社会意义的创新提供了可能空间,其在尊重价值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情感补偿、认同重构与包容性创新,回应了社会正义的价值诉求。然而,这种回应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商品化与体制化的双重风险。如果情感需求被转化为消费逻辑,公共价值被视为一种治理技术,价值可及性就可能被异化。因此,真正的价值可及,需要始终在技术赋能与价值自主性之间保持批判性的张力。

  总之,在全媒体传播体系持续演进的语境下,声音的可供性与可及性之间构成的动态张力,正成为推动其场景化发展的核心动力。可供性作为技术潜能的“可能性范畴”,不断拓展声音的功能边界;而可及性作为社会实现的“公平尺度”,则持续校准其价值导向。二者的辩证运动共同塑造着声音媒介的演进轨迹。面向未来,声音媒介的发展需要在可供性的拓展与可及性的深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真正的媒介进步,不仅体现在可供性的丰富程度上,更体现在可及性的公平深度上——当声音媒介既能提供多元选择,又能确保这些选择对所有人平等开放时,我们才能构建真正“可听”“可及”“可为”的媒介生态新图景。

  作者曾祥敏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佳佳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曾祥敏,李佳佳.全媒体语境下声音媒体的场景化重构——基于可及性视角与可供性考量[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47(11):93-103+148.

  ②曾祥敏、李佳佳:《全媒体语境下声音媒体的场景化重构——基于可及性视角与可供性考量》,《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年第11期,第93-103、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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